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把握文艺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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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正领来源:中国艺术报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其中,素养标准就是“德艺双馨”。事实上,人生在世,德与才就像车之两轮,有才无德立不住,有德无才走不远,只有德才兼备,才能行稳致远。文艺领域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德”的标准要求更高,坚守难度也更大。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文艺工作者如何加强道德修养,无疑是必须面对的课题。

从本质上说,文艺有两大属性:一是审美属性。审美是文艺的固有属性,没有审美的文艺不是真正的文艺。只有具备审美内涵,才能够产生直击人心的感染力。比如歌剧《白毛女》,把“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内涵通过主人公喜儿的形象变化生动、直观地表现出来,引起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强烈共情,激励着无数青年加入革命队伍,激发了历史前进的动力。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塑造了一个纯朴、甜美并执着追求爱情的农村少女形象,引起人们诸多美好的回忆、想象与向往。电影《战狼2》中,主人公心系祖国尊严、英勇善战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勇力之美、爱国情怀的写照等。这种审美属性所产生的感染力,将价值理念、艺术形象连同创作者一并推送到受众的心里,使人印象深刻,甚至过目不忘。

二是媒介属性。文艺是抒发情感的,具有内在的传播动机,与传播介质融为一体,本身就是传播的方式与载体。就拿艺术的起源来说,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是艺术起源于“巫术”,其根本目的是通过与“鬼神”的沟通,实现群体秩序的建构并获得内心的安宁,这种承载上下沟通功能的“仪式”本身就是传播活动。特别是在现代大众传播的条件下,艺术与传播已经发展为一体之两面:艺术通过传播实现其价值和功能,传播成为艺术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有些艺术门类,如影视、音乐、戏剧等,本身就是媒体、剧院等传播平台运营的重要内容。“你的声音能传多远,你的影响力就有多大”,传播力带来影响力,影响力促进传播力,特别是在互联网条件下,传播往往会产生“爆炸性”效果。文艺媒介属性带来的传播力与审美属性带来的感染力相互促进,更使影响力数倍、数十倍地放大。

这种强大的影响力,会使文艺产生双重功效:一是更易于成就个人。也就是说,它会使从业者比一般职业更容易成名、成为公众人物。比如,电影《泰坦尼克号》,全球票房18亿美元,衍生产品收入18亿美元,剧中两位主人公扮演者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也一举成名。“草根”出身的演员王宝强通过电视剧《士兵突击》,塑造了主人公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奋斗者形象,赢得广泛共鸣,该剧成为2007年的“爆款”剧目,他本人也一举成名。这样的例子在文艺领域不胜枚举。

二是更利于塑造社会精神。常言说,“文以载道” 。文艺作品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化产品(如教科书、理论读物),文艺作品将理性寓于感性之中,通过塑造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促进知识、技能、思想观念等的传递,从而塑造人的思维能力、价值取向和情感心理,因而具有强大的社会精神建构功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比如,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的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鼓舞着多少人依靠自身努力打破出身、职业等种种成见。再如,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中表达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战略智慧,电影《流浪地球》中凸显大国担当的理想和情怀,电视剧《人世间》对世事沧桑中积极向上的人生观的抒写,电影《人生大事》对人间真情的弘扬等,都对新时代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当然,宣扬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观念的作品也能把人的“三观”带偏,滋生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如2010年某卫视相亲节目中的“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 ,还有些影视作品不带任何批判色彩地宣扬奢靡之风、阴谋论等,都引起了观众的批评。

可见,上述文艺的两种功效都很强大,塑造社会精神的功效尤为重要。早在先秦时期,先贤们已清晰地认识到“社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社会群体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放在文艺领域也可以说:没有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塑造,哪有整个社会的朝气蓬勃?没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蓬勃朝气,哪里有文艺工作者的春天?没有心系人民群众、引发广泛共鸣的优秀作品,哪有个人事业的成功?正如著名作家孙犁所说,作家只是“大江巨河中的一支细流,大江推动了细流,汹涌前去” 。所以,文艺塑造社会精神的功能在任何时候都是首要的、毋庸置疑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在造福社会的前提下成就自己。

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着重修炼两种心态:一是责任心,就是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对祖国、对人民、对时代、对受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文艺创作和评论。鲁迅先生曾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学生买他的书,从衣袋里掏出来的钱还带着体温,他就想,“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这段话生动地反映了鲁迅先生对读者、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在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历史时期,文艺的使命更加光荣,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更加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工作者“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深意就在于此。只有勇于肩负社会责任,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现代化、民族复兴的潮流,才能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社会责任感体现在认识上,更要落实到行动上,落实到科学精神和匠人情怀上。讲科学精神,就是要尊重审美规律和艺术创作规律。从本源上说,美和美感来自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反映。文艺是生活中美感的集中体现,文艺作品是“情”与“景”相契合相交融的产物。因而不能离开现实实践、现实生活谈文艺创作,不能离开真正的美的感兴进行文艺创作。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生编滥造、闭门造车、疲于应付甚至以丑为美,就是不尊重审美规律和艺术创作规律,就是对作品、对受众、对团队、对自己不负责任。同时,还要有匠人情怀。明朝著名学者杨慎曾说:“文非至工,则不可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也就是说,艺术创造离不开天赋,并且非常重要,但仅靠天赋也是不够的,还必须下足够的硬功夫、苦功夫,这是锻造文艺“高峰”的必要条件。文艺界自古就有“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之说,道理就在于此。成就卓著的艺术家,无不是这么走过来的。美国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对待影片创作一贯地精雕细刻、精益求精,耗资有时超出预算,他常常自己拿钱乃至房产作抵押,也绝不敷衍。电影《泰坦尼克号》从筹备到完成用了约7年时间,《阿凡达》耗时更在10年以上。为了拍好《泰坦尼克号》,摸清沉船的位置和相关情况,他亲自深海潜水33次。可见上文讲到该片的高收益,正是靠科学精神和匠人情怀来保障的。卓越的艺术家是由高度负责的职业精神铸就的。

二是平常心。更容易成就自己,是行业特点、艺术属性决定的,应以客观、理性、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很多有成就的艺术家都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很多对国家、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绝大部分时间乃至一生,都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的。有的文艺工作者一旦小有名气、收入高了,就高高在上、忘乎所以,陶醉在“粉丝”追捧、“饭圈”围绕之中,产生一种虚幻的满足感,那实际上是没有客观理性地认识自己的职业特性,也没有摆正自己的社会位置。文艺工作者得到受众乃至社会的认可,更应珍惜荣誉,以感恩之心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回馈社会。如著名作家路遥,决心“像牛一样耕耘,像土地一样奉献”,在已写出《人生》、成为知名作家之后,为了写作《平凡的世界》,仍然和煤矿工人一道下矿井,深入体验生活,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知名作家。也就是说,成功的文艺工作者更应以平常之心,不仅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既靠作品引领风尚,更靠人品引领风尚,言为世则,行为世范。

从艺术创作本身来说,只有秉持平常心,才能淡化功利意识,从而更加契合艺术创作规律,让事业走得更远。王羲之有诗云:“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美是自由的形式,他所说的“静照”,就是摆脱一切杂念的“自由”心态,是审美活动的理想心境。“静”不下来,就很难感受到美的真谛。表演艺术家王晓棠曾说,“我把耕耘本身、创作过程本身看得更重要些,自由自在、投入式的创作似乎比成就感、人们的承认更重要”,“对作品有最大的热情,对自己有最大的冷静,你才能够创造好这个角色”。这就是一种淡泊名利、摆脱包袱的心境,也恰恰是艺术创作所必需的一种“自由”心境。然而有些文艺工作者创作动机不纯粹,贪多求大,甚至产生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这些都属于被欲望、诱惑所绑架,失去了心灵的自由,甚至可能失去人身自由,也就无法很好地放飞艺术创造的翅膀。

总之,两大属性、双重功效、两种心态的因果递进关系,说明文艺工作者高水准的职业道德修养是文艺行业的内在要求。行业管理中的相关要求、倡议和举措,都是这种内在规律的反映。一个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把握这种规律性,提高修养的自觉性,把个人事业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把增强才干与提升道德修养兼顾起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走德才兼备、德艺双馨之路,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力量。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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