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与“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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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怀东 潘雪婷来源:北京日报

陈贻焮著《杜甫评传》不仅在学术上有很多新的发现,而且与之前出版的杜甫评传相比,在体制上还有一个明显不同:它不仅是一部史传——历史传记,还是一部杜甫的诗传——诗歌传记。

  《杜甫评传》 陈贻焮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这部杜甫评传对杜甫的重要诗歌都有解读,尤其是陈先生借解读杜诗,总结了杜甫的创作经验以及大量诗学理论和规律。如上卷讨论杜甫《羌村三首》之三:“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他引出清代学者浦起龙的评论:“三诗俱脱胎于陶诗”,随即话锋一转:“对于这种探索诗歌或诗句从何脱胎的做法,歌德是极其反感的。”进而深入讨论了作家的继承与创新的复杂关系,他提出的几个结论非常圆融而深刻:杜甫创作《羌村三首》的情境“显然是与陶渊明《饮酒》其九所描绘的情境基本上相同。可见正如歌德所说,生活中确乎有相同的情境。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不能说(实际上也不是)杜甫的这首诗是从陶明渊那首诗套来的”。全书类似的精彩议论俯拾皆是,黄琪博士因而称此书为“谈艺录”!

  林庚先生说这部著作“盖脱胎于诗话而取意于章回”,傅璇琮先生说此著“力图做到雅俗共赏”,葛晓音教授指出此著除“体例的新颖”“内容的赡博”之外还有“风格的活泼”。几位先生慧眼独具,认为《杜甫评传》不仅关注人,更关注诗,并且将杜甫诗歌的思想感情、艺术成就阐释得清楚明白。对于不少现代人很难理解的杜诗,陈先生努力超越古今之阻隔,超越语言与知识的障碍,直接进行深入浅出的翻译。

  众所周知,文学不分古今中外。中国人可以读荷马史诗,可以读莎士比亚戏剧,可以读波德莱尔《恶之花》,也可以读艾略特的《荒原》和聂鲁达的美妙情诗,但现代中国人阅读古典诗歌却产生了障碍。一个障碍是古典诗歌的诗性因为语言与知识的障碍,很难被现代一般大众所理解。20世纪初以来,由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变革,伴随白话文流行的白话新诗,使古体诗与现代人有了很大的距离。另一个障碍则是现代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所造成的理论研究与创作的分离。古代的文学教育是从文选的学习模仿开始,而我们现代的文学教育是从文学概论开始,既不培养文学感,也不培养创作才能。当然,并非说不创作,就不能理解诗心,但若有一定的创作体验,对诗歌的理解也会更深刻。那么,为什么陈先生能超越时代的障碍,深入理解杜甫的诗心?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才气,还与他的师承、与北大中文系的传统有关。陈先生以深湛的诗性修养,超越了古今语言与生活的外在阻隔,真正读懂了杜诗,深刻理解了杜甫的思想情感,分析出杜诗的艺术技巧,真所谓“诗心通古今”。由此,他才能举重若轻,化繁为简,变难为易,陈先生是杜诗以及杜甫研究的功臣。

  从本质上说,诗心并非一种特殊的能力,而是属于人的本质。文学引导人求真、向善、爱美,换言之,杜甫感动我们,陈先生的大著感动我们,本质上就是杜甫的遭际与命运、杜甫的思想和情感感动我们。杜甫亲身经历了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历史巨变,在时代的洪流中饱经苦难却没有沉沦,最终实现精神超越。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生动地诠释了中国文化精神,也展示了汉语艺术的无穷魅力。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就赞誉杜甫是“情圣”,“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地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陈先生早年亲身经历了时代的苦难、国家的苦难、民族的苦难以及个人的苦难,对杜甫的苦难感同身受。因此,陈先生的这部《杜甫评传》既是客观书写、有根有据的传记,也是一部饱含深情的评论,一部诗情洋溢之作。书中处处洋溢着对杜甫的同情,尤其着力发掘与弘扬杜甫的“诗圣”精神。陈先生对学术的热情,对杜甫的同情,对杜甫家国情怀的共鸣,也是陈先生那一代学者思想及其学术研究共有的特点。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与中国命运的关联使得这种价值倾向在陈先生的学术研究中也表现得极其明显与充分。所以,陈先生的《杜甫评传》既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深刻的诗学著作,更是一部激情洋溢表彰杜甫家国情怀的诗性著作。

  (作者分别为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2022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原标题:《杜甫评传》是历史传记,也是诗歌传记——诗性与“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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