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敬波：当代诗歌与文学语言观念

“五四”文学运动之后，中国的文学语言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经过系列的语言运动和长期的创作实践，现代文学时期的语言经历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文学语言观念在时代转型中继续发展。当代文学语言观念已经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尽管与现代文学阶段相比，当代的语言变革运动相对较少，语言观念变化往往潜隐在文学思潮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影响语言观念形成和变化的因素很多，其中文学文体创作实践的作用是不应忽视的。当代文学的诸文体中，诗歌对当代文学语言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当代文学语言观念史的发展进程。

　　当代诗歌的语言探索对于重构“新诗性”语言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汉语是具有鲜明诗性特征的语言，诗歌显然直接体现了这种特征。“五四”以来的作家在白话文创作的实践上，尝试重构这种传统的语言品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语言观念。进入当代文学阶段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致力于塑造一种区别文言诗性的“新诗性”语言品格，继而推动当代文学语言观念的发展。当然，许多作家并没有放弃借鉴文言以增强作品的诗性效果，该路径依然是值得重视的。但应该注意的是，文言和白话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形态，汉语的诗性品格越来越依赖时代的文学实践，作家需要进一步发掘现代白话的诗性潜力，并从这个维度续接传统的诗性语言观念。在此方面，当代诗歌创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朦胧诗创作思潮开始，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诗人们并不过分依赖对古典诗歌的借鉴来突显诗性特征，而是进一步拓宽路径，如大胆运用日常口语等以探索“新诗性”的语言形态。尽管有些探索带有某种极端性的局限，但却引发了人们关于诗歌创作尤其是诗歌语言方面的思考和论争，这对于推动文学语言的“新诗性”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诗歌在当代文学语言重建中的作用是先导性的。语言诗性的探索往往先从诗歌开始，再影响到其他文体。但是，目前由于小说的影响更为广泛，批评界往往习惯于在小说的范围内讨论语言的关系问题，认为短篇小说在语言重建中具有先导性的意义。的确，在小说的文体中，短篇小说是语言的“实验田”，许多探索如语言的陌生化等都率先在短篇中实施，然后再传递到中长篇小说。然而，诗歌对短篇小说语言的影响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特别是在语言的诗性品质方面。学者陈思和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以“小说语言美学的实验”为题分析孙甘露的短篇小说《我是少年酒坛子》，指出其中的“许多段落，分行排列，都是很不错的诗歌”。从“分行排列”的文字来看，它们显然是当代诗歌的特征。其实，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这样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格非、林白、陈染、张悦然等作家的许多小说的段落都可以“拆分”成诗，呈现出“新诗性”语言的鲜明特色。这种现象与当代诗歌创作有关联吗？应该说，这些小说家（有的本身也是诗人）在创作思维尤其在语言观念上与当代诗歌密切相关。因此，当代诗歌的语言探索对于重构“新诗性”语言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诗歌所表现的“诗情”对文学语言观念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哲学家洛夫乔伊在其研究观念史的专著《存在巨链》中，把特殊的感受性情绪称为“形而上的激情”，明确指出它们对人类观念、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他之所以如此认为，因为他通过研究确信这些情感以其对群体的感染力影响了人们的认知逻辑和认知方式。这与林语堂关于诗歌对中国人思想情感作用的观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林语堂认为诗歌对中国人的生活结构、生活观念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种判断基于诗歌蕴含的对群体产生作用的一种内在情感，与洛夫乔伊所说的“形而上的激情”是一致的。可以看出，洛夫乔伊和林语堂都是从哲学的意义上来探讨情感与观念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局限在某一具体的历史时期。然而从这一思考维度出发，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某一时代的“激情”与思想观念的关联性，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剧变和转型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诗歌所积聚和表现的“诗情”对时代思想观念的影响是值得探究的。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那么这种“诗情”对当代语言观念的影响便具有了充分的学理性；而且，在创作实践上我们可以感知到这种影响关系的存在，只是由于这种关系的潜隐性特点，其存在往往被人们忽视了。

　　不同阶段，当代诗歌发展的轨迹基本上可以按照思潮的方式来追寻。在这个过程中，诗歌创作与时代变革相呼应，往往表现和唤起某种强烈的感受性情绪。“十七年”抒情诗表达的政治激情，可以说是该时期语言观念的总基调，对于形成宏大的、共名的、概念的、奔放的语言特征及相应的文学语言观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导引和示范的意义。新时期之初，以舒婷、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诗人表现出呼唤个体价值空间的强烈情感，诗歌语言突显个体声音，呈现出“语言的反叛”特征，这对当时的语言观念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甚至对后来的先锋小说的语言探索都提供了某种启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生代诗人显示出进一步拓展语言空间的努力，尝试诗歌语言的多种形态，并出现了关于如“诗到语言为止”的观念性论争。上世纪90年代，以翟永明、西川、欧阳江河、张枣、王家新等为代表的诗人以极其敏锐、细腻的艺术情感调整诗歌的语言策略，力图更准确表达时代变迁中的现实经验和个体经验，努力在诗歌中建立新的语言秩序。他们在诗歌中所呈现的艺术激情和语言探索，推动了上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文学语言向更加包容、精准、灵动的方向发展。

　　当下小说是“重文体”，诗歌为“轻文体”，应该重视对当代诗歌的探讨，特别是其对于当代语言观念的影响。这对于推动重塑汉语的诗性品格，建构中国叙事和中国话语系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