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岭山花别样妍——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概述

贵州高原是一片神奇、古老的土地，境内山峦重叠，河流纵横，森林密布，温润多雨，属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这里有激浪汹涌的乌江，有高耸入云的苗岭，有举世闻名的黄果树瀑布，有鬼斧神工的马岭河峡谷，有神秘的地下迷宫—织金洞，有黑颈鹤的故乡草海……早在旧石器时代，贵州高原已有人类居住；春秋战国在今贵州西部及滇、桂、黔边，形成了夜郎、句町等部落方国；秦汉时期中央王朝为经略“西南夷”，开五尺道，设牂牁郡，贵州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但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贵州境域或受当地土著政权统治，或被置为羁縻州、或分属于周边各省，政治上长期处于边缘状态，被视为“化外之地”。明代贵州虽已建省，但巍峨的大山和闭塞的交通仍阻滞着它的前进步伐。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贵州才逐渐摆脱贫穷、闭塞、落后的面貌，进入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

    贵州独特的地理、历史铸就了它多元共存的人文景观，千百年来，贵州18个世居民族和睦相处，互相学习，但又各自保持了本民族世代传承的灿烂文化，其中苗族的服饰、侗族的大歌、布依族的蜡染、土家族的傩戏、彝族的创世史诗、水族的象形文字……都堪称中华文化的瑰宝。至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图腾禁忌、人生礼仪、岁时节庆、建筑民居、神话传说等，更是缤纷多彩，蔚为大观。

    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就生长于这片神奇、古老的土地，它的一切成就与不足、辉煌与缺陷，都源自贵州独特的地理、历史、政治和文化，而正是后者赋予了它与众不同的艺术品格，成为中国绘画家族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一、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的萌芽期

（公元1413年—1949年9月）

    由于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贵州绘画的发展比中原和江南晚了许多，元代以前贵州境域的绘画基本是一片空白，直到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后，贵州绘画才缓慢发展起来。明清两代贵州绘画基本处于一种封闭和半封闭状态，与外界少有联系和交往，到了民国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但它的发展水平整体上仍远远落后于全国。不过，贵州绘画的封闭与落后，使它背负的历史包袱较轻，因此具有一种后发优势；而地域民族题材就是这种优势的支撑点和闪光点。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经历了萌芽、成长、繁荣三个发展时期，明清和民国是它的萌芽期。

（一）明清时期

有明一代，贵州只有寥寥20余个画家，包括出生于贵州的画家和长期寓黔的外省籍画家，杨龙友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杨龙友，生于贵阳，能文能武，曾掌南明朝廷军权，在抗清斗争中牺牲。他善画山水，董其昌在其画稿上题曰“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结，有元人之风雅去其佻”，一言九鼎，遂成定评。可惜杨龙友26岁移居江南后就没有回过故乡，他现存作品描绘的都是江南景色，而看不到贵州山水的影子，因此他虽然对贵州绘画带来了声誉，但对贵州绘画的影响十分有限。

已知最早描绘贵州地域山水者是苏州画家黄向坚。黄向坚顺治八年（1651）只身前往云南，将因战乱久困他乡的父亲接回苏州，后来他据寻亲途中画的写生稿,创作了多种描绘滇、黔实景山水的册页和立轴。这些作品构境奇险，气韵生动，一望而知系源自真山真水，尤其是山水立轴《盘江图》，把由黔入滇的锁钥盘江描绘得撼人心魄，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黄向坚之后，对开掘贵州地域山水题材做出重要贡献的画家首推邹一桂。邹一桂，江苏无锡人，乾隆年间曾两任贵州提学史，卸任返京后，他创作了《山水观我》册页，计绘黔、湘山水22帧，内有17帧绘贵州山水。该册页表现的对象涵盖了黔东、黔中和黔西北，其中《东山》《黔灵山》等5幅作品，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描绘贵阳风光的图像，弥足珍贵。

清代有姓名可考的贵州籍画家超过百人，他们大多未能摆脱摹古积习，鲜有表现贵州地域山水的作品，只有郑珍、王恩诰等少数画家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尝试。郑珍，贵州遵义人，为一代学术、诗文大家。他著述之暇也偶作丹青，传世作品中有4幅取材于贵州实景山水，其中《游芙风山图》绘贵阳城郊芙风山景色，乃精心创作的写实佳构；《爪雪山樊图》表现清咸同年间遵义沙滩一带居民为避战乱，在禹门山寨筑堡自卫的场景，为贵州地域山水画注入了深厚的历史内涵。王恩诰，贵州安顺人，曾在四川为官，晚年定居成都以卖画为生。其画主攻山水，宗北派，作品多以川、黔山水为粉本，气势豪放，个性鲜明，虽罕见实景写生之作，但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清代描绘贵州民族题材的画作仅见于各种地方志和民族志，最著名的是《百苗图》。我国古代帝王为宣扬文治武功，加强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的隶属关系，常命画师到各地采风，绘成“职贡图”之类的民族风情画以供御览，《百苗图》便属此类作品。《百苗图》的原作者陈浩，嘉庆初年曾任八寨理苗同知，其间亲往贵州民族地区考察，撰成《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简称《百苗图》。该书绘贵州苗、侗、彝、白、仡佬、布依等民族的生产、生活，但凡饮食、服饰、建筑、耕织、贸易、婚嫁、丧葬、歌舞……包罗无遗，每幅画上配有一段文字，图文互证互补，堪称清代贵州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百科全书。陈浩的原著今已湮没无闻，现在流传的《百苗图》皆系辗转传抄的摹本。民国以来，学术界均把《百苗图》作为历史民族志来研究，而忽视了它在贵州绘画史上的重要价值。由于《百苗图》的创作目的是供皇帝了解贵州的民族风情，故插图采用了写实手法，画风明快质朴，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它以宏大的篇幅描绘了清代贵州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其对贵州民族题材绘画的开拓之功应给予充分肯定。

（二）民国时期

由于时代的变迁和进步，民国时期贵州画坛发生了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表现为：1.西洋绘画如油画、版画、水彩画、素描等，开始传入贵州并得到初步发展；2.涌现了一批毕业于国内美术院校和留学海外的画家，他们大多视野开阔并兼擅中西绘画；3.专业画家日益增多，逐渐取代文人士大夫成为贵州画坛的中坚力量；4.抗战时期众多中西绘画名家因避难途经或寓居贵州，对贵州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上变化推动了贵州绘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缓慢演进，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亦因此有了新的拓展。下面以两大画种分类作概略叙述：

1.中国画

民国时期贵州的中国画家由三部分人组成：一为出生并定居贵州者，二为出生贵州而定居它省者，三为出生它省而定居贵州者。已知画过表现贵州地域山水的画家有姚华、桂百铸、阮为藩、李紫光、张云麓、夏国光、谢孝思、孟光涛等，比较突出的是姚华和桂百铸。

姚华，贵阳人，晚清进士，曾赴日本留学，其画主攻山水，兼擅花鸟、人物，系民初北京画坛领袖。姚华早年便移居北京，但其山水画中总是依稀闪烁着贵州山水的影子。诚如他在《藏山草堂图》的跋语中所说：“少时踪迹常萦寤寐……形势宛然接于心目。”因此尽管姚华很少描绘可以指认的具体景观，他画的只是早年印象中的黔地风光，然而其苍莽奇倔、卓尔不凡的作品，对今人表现贵州地域山水仍具有借鉴意义。

桂百铸，籍贯贵阳，前清举人，于绘画、书法、诗词、古琴、戏曲均有精深造诣，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贵州本土画家的代表。桂百铸的画基本属于古典形态，但受时代潮流影响，他画过许多带有写生性质的实景山水。作于1938年的《花溪揽胜》绘高原明珠花溪风景，构图宏阔，刻画精严，是民国时期描绘贵州地域山水的扛鼎之作。

2.西洋画

民国时期，贵州出现了最早一批本土西洋画家，如张道藩、谢景兰、杨秀涛、王树艺、麦放明、秦元魁、许泽徵、刘兴文等。他们多为科班出生，张道藩、谢景兰、杨秀涛还曾留学欧洲。后来除张、谢外都陆续回到贵州，他们或任教于美术院校、或任职于文化部门，创作了不少油画、版画、水彩画和素描，为封闭的贵州高原吹进了一股美术新风。鉴于当时国家正值动荡年代，所以他们的作品大多紧贴现实，或宣传抗日救亡、或揭露社会黑暗，描绘贵州地域民族题材者乃寥寥无几，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后来当了民国政府大员的张道藩所作的一批水彩画和铅笔素描，如《贵阳南郊》《黔北乌江峡》等，而更多的资料尚待发掘。

相比之下，抗战时期因躲避战乱而寓黔的外省籍画家对贵州地域民族题材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据统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途经或滞留贵州的外省籍画家约有20多人，其中不少画家都画过贵阳风景、民俗，有的还深入民族地区采风、写生。他们所绘表现黔省风光、风情的作品，弥补了贵州本土画家较少关注此类题材之不足，是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的重要收获。由于岁月的侵蚀，抗战时期外省籍画家在贵州所作绘画多已散失，保存至今者乃十不存一，引人注目者有董希文的油画《苗女赶场》、庞薰琹的水彩画《跳花》、闻一多的铅笔速写《安顺县文庙》，以及关山月的中国画《苗胞墟集图》等。文献记载：当年徐悲鸿、李宗津、倪贻德、冯法祀、叶浅予、沈逸千、张安治等都画过描绘贵州风光、风情的作品，可惜未见刊发的图像，不知它们尚存于世间否？

综上所论，明清和民国贵州本土画家关注地域民族题材者甚少，流传下来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纪游之作或奉旨之作；外省籍画家的此类作品也多是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偶一为之，未有对之进行深入开掘者。已故明清和民国只能算是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的萌芽期，它的幼稚和缺陷既难以避免，也显而易见；但它为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播下了最初的种子，后来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的发展乃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

二、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的成长期

（1949年10月—1978年12月）

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贵州绘画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部队美术工作者转业到地方担任宣传、文化部门领导暨进行美术创作，后来又陆续有许多毕业于国内著名美术院校的学生分配到贵州高校任教，使贵州省画家的力量空前壮大。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新老画家争相到农村、工厂、部队体验生活，改造思想，用画笔讴歌伟大的新时代，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此背景下，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获得了蓬勃的发展。

（一）中国画

由于历史的原因，表现现实题材历来是中国画的弱项。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中国画家顺应时代潮流，努力更新艺术观念，锐意求新求变，创作了众多富有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的精品力作。

1.人物画

民国以前的贵州人物画家多擅长画神仙、道释、隐逸、仕女，而此类题材显然已不符合时代的审美要求。最早在人物画革新上取得突破的是宋吟可。宋吟可，南京人，是自学成才的画家，1945年定居贵阳。新中国后历任贵州民族学院暨贵州大学艺术系教授、贵州国画院院长，系贵州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宋吟可新中国前以画古代仕女著名，五六十年代他深入生活，改变画风，画了许多表现苗、侗、布依等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作品，其成名之作是绘于1954年的《妈妈您看我在开拖拉机》。该画通过两个布依族小孩利用竹椅、竹耙模仿成人开拖拉机，以及妈妈劳动归来对之投以赞许目光的生活细节，反映了布依族人民渴望早日实现农业机械化，过上富裕生活的愿望。作品构思巧妙，刻画细致，把一个重大的主题表现得生动传神、温馨感人；该画曾入选第二届全国美展，被国内十几家报刊发表，又被印成年画广为发行，在美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是新中国涌现的最早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人物画之一。此后宋吟可又有《绣和平鸽》（入选《百年中国画集》）、《都柳江畔》、《芦笙舞》、《上学之前》、《春江花月夜》等描绘民族风情的佳作问世。上述作品笔墨苍劲秀润，意境清新优美，格调明朗健康，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奠定了宋吟可作为贵州现代人物画开拓者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开掘民族题材方面有所建树的画家还有周发书、李昌中、杨抱林（苗族）等。1959年，周发书、李昌中执笔，集体创作的《光辉十年画贵州》，以中国画工笔长卷形式反映贵州解放十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新面貌，构图宏大，人物众多，是贵州绘画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物画巨构。曾入选纪念新中国十周年全国美展，并在《美术》《中国画》等刊物上发表。杨抱林60年代前期创作的《酒歌图》和《千里逐浪》双双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前者还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在美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2.山水画

从清代到民国，虽然有一些画家画过表现贵州地域山水的作品，但受时代条件限制，其笔墨语汇基本上仍属传统一路，对于当代观众不免显得陈旧。新中国的成立为开创贵州现代山水画提供了契机，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孟光涛身上。孟光涛，贵州仁怀人，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系，新中国后历任贵州民族学院暨贵州大学艺术系副主任、贵州国画院副院长等职。孟光涛早年作品受其师黄君璧影响较大，五六十年代他多次赴苗岭乌江、布乡侗寨采风写生，较好地把继承传统、借鉴西画和师法自然结合起来，创立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孟家山水”，特点是构图雄壮险奇，笔墨苍润浑厚，气势磅礴奔放，格调豪迈昂扬。孟光涛笔下的山水丝毫没有传统文人山水画萧瑟、空寂的意趣，而激荡着宏伟、壮美的时代旋律，这使他明显区别于古典型山水画家，成为贵州现代山水画的奠基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苗岭晨曲》《乌江天险》《山花十里迎春风》等。

新中国初期另一个对贵州地域山水绘画作出卓越贡献的画家是刘知白。刘知白，安徽凤阳人，是顾彦平的入室弟子，1949年底定居贵阳，系贵阳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1971年他被下放到龙里县洗马河当农民，劳作之余终日与山水晤对，又数次赴织金、黔西游历、写生，积画稿数千幅，开始了破茧成蝶的变法。这一时期所作的《奇峰耸秀》《横岭积翠》等图，笔墨、章法都突破了前人窼臼，颇能得贵州山水神奇、幽媚的神韵。他描绘贵州山区雪景的一批毛笔画和指画，笔墨潇洒，意境空灵，格调冷逸，是对传统雪景山水的发扬光大。刘知白的艺术成就主要是晚年创立的大写意泼墨山水，对此将在下一节详论。

3.花鸟画

用花鸟画表现地域特色和时代精神十分困难，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王渔父、方小石为代表的贵州花鸟画家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王渔父，河北涿县人，1936年毕业于北平京华美专，1944年定居贵阳。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贵州民族学院暨贵州大学艺术系教授，系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其画风受王梦白和岭南派影响较大，但又具有鲜明的个人风貌。1948年创作的《月夜飞凫》曾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和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又入编《百年中国画集》，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是中国现代花鸟画的经典杰作。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王渔父又创作了《梨花鱼》《梨花斑鸠》《杜鹃锦鸡》《幽谷朝晖》《大地春深》等融地域特色和时代精神为一体的佳构。这些作品多取材于贵州山野常见的花鸟，形象鲜活灵动，色彩清丽明快，意境优美抒情，格调雅俗共赏。由于王渔父精通戏曲，因此常在画中掺入音乐元素，利用通感联想的原理，使情与景、时与空、音与色完美结合，作品宛如美妙、轻盈的乐曲，沁人心脾，给人以美的巨大享受。可惜王渔父在“文革”中过早地去世，致使他未能完成革新花鸟画的宏愿，令人痛惜不已！

方小石，贵阳人，1940年毕业于国立艺专，新中国后在贵州民族学院、贵州大学和贵州画院从事教学和创作，系贵州省美术家协会暨贵州画院名誉主席和名誉院长。他中年已有画名，与宋吟可、王渔父、孟光涛合称“黔中四柱”。因其艺术成就主要在改革开放之后，故留待下一节论述。

（二）油画

民国时期贵州虽已有油画，但油画家人数屈指可数，五六十年代随着一批新中国培养的油画专业人才陆续分配到贵州，贵州油画始渐成规模，并涌现了两幅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一幅是潘迎华的《我们的首都—北京》。潘迎华，苗族，贵州黄平人，1955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绘画系，曾在贵州人民出版社等单位任职。该画描绘4个少数民族妇女代表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宾馆住下后，急切地从窗口眺望首都新貌的情景。作品构图严谨，刻画细致，朴实无华，少数民族妇女造型各异，但脸上都流露出幸福、兴奋的表情，是一曲民族团结的颂歌。曾在《美术》、《民族画报》等刊物上发表，1956年获贵州省青年美展一等奖。另一幅是李自由的《新来的老师》。李自由，福建南安人，195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绘画系，曾在《贵州日报》社任美术编辑组组长。该画描绘山村小学来了一个新老师，孩子们高兴得如过节日，有的扶着门框、有的趴在窗口，睁大眼睛向办公室里张望，画中虽未出现老师的身影，但透过孩子们脸上的表情，其形象已呼之欲出。作品通过对山村孩子憨厚、质朴性格的刻画，表现了他们对老师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望。艺术手法上，作者大胆摈弃苏联“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努力还原生活真实，是油画民族化的可贵探索和成功实践。该画曾参加第四届全国美展，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这一时期引人瞩目的油画作品还有：《探望》，李自由作；《秋夜之春》，川康作；《芳芳》，秦元魁作；《谷场读书声》，毕永祥作等。正当贵州油画获得长足发展之际，爆发了“文革”，“文革”中贵州油画深受“左”倾文艺思想毒害，当时一批青年油画家创作了多幅“革命题材”油画，但都不同程度染上了“高、大、全”、“红、光、亮”的时代病，比较出色的作品当数冯怀荣、张正刚合作的《侗寨的早晨》。该画描绘解放军女医生到侗寨巡诊，离别时村民们与她依依惜别，虽是表现军民鱼水情的重大题材，却罕有“三突出”的痕迹。画面清新优美，人物质朴真实，侗寨美丽的景色，清晨和煦的阳光，给观者留下亲切而温暖的印象。作品入选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全国美展。

（三）版画

版画因具有制作简便、可重复印制、反映现实及时等优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贵州最活跃的画种。五六十年代贵州致力于表现地域民族题材的版画家数以十计，成果最丰硕者首推王树艺、蒙绍华、刘宗河、吴家华4人。

王树艺，贵州毕节人，1942年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宣传、文化部门领导，系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王树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木刻为武器，传播革命火种，曾多次被捕。新中国成立后他创作了众多讴歌新生活的佳作，内容大致分为两种：一种表现少数民族风情，如《清水江畔》《四月八》；另一种表现贵州建设新貌，如《群山让路》《飞渡乌江》。水印木刻《入市喜盈盈》描绘苗族妇女前往集市赶场的喜悦心情，线条简洁，色彩淡雅，颇有中国画的意蕴，曾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

蒙绍华，布依族，贵州荔波人，1948年毕业于江苏正则艺专，1950年参军，复员后任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创作员。蒙绍华的作品大多以家乡的民族风情和革命建设为题材，《布依寨安上了电灯》描绘布依山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送画下乡》描绘布依族人民翻身后对精神文化的渴求，以上两画贴近生活，技法娴熟，广获赞誉。其余佳作还有《橘乡秋艳》《清水江上的节日》等，前者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刘宗河，河南台前人，1946年参加革命，1952年毕业于西南艺术学院美术科，系贵州省国画院副院长。他长期深入生活，吸取民间艺术营养，创作了众多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如《庆祝自治州成立》《雨后》《山区秋色》等，后者入选第五届全国版画展。刘宗河的版画多为水印木刻，作品“既有刀味和木味，又融合了中国水墨画的韵味，画面雅淡恬静，水色淋漓，充分表现出贵州山区的乡土气息”［1］。

吴家华，贵阳人，1953年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美术科，系贵州大学美术系教授。他一生痴情版画艺术，半个多世纪刀耕不辍，对各种形式的版画都有涉猎。五六十年代的代表作有《荒原苏醒》（入选第二届全国美展）、《高原之晨》、《晨至》、《清江载运》（后两画均入选第五届全国版画展）、《骤雨还晴》（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等。吴家华的版画“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美，提炼朴素的诗情”［2］，作品集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抒情性于一体，充满理想主义和革命激情，在中国版画界影响广泛，深得好评。新中国建立初期优秀的乡土版画作品还有：《省里来的新社员》，劳郭作；《三更时分》、《油菜花香送肥忙》，贾宜群作；《芦笙舞》，杨田力作；《大破天险窗子洞》、《娄山关》，潘中亮作；《爬坡—苗族青年的节日》，潘应禄（苗族）作；《苗山春早》，周发书作；《赶场归来》，刘石父（仡佬族）作；《一担茶籽一担歌》，蒋志伊作；《待开拓的地方》，吴家贵作；《林海》，龙开朗（侗族）作……

（四）水彩画

水彩画［3］因工具、用材简单，绘作亦很方便，很容易在群众中普及，加之贵州气候湿润温和，最适合画水彩，故民国年间贵州水彩画已有一定基础。新中国初期贵州水彩画作者约有十几人，但他们大多兼擅油画、木刻等，主攻水彩且成绩斐然者只有田宇高一人。田宇高，河北徐水人，1949年10月随军南下，任贵州省文联创作组长。一生致力于水彩画创作，在国内水彩画界享有盛誉，其画多取材于贵州的林区、小镇、侗寨、苗村，作品技法娴熟，风格朴实，画面水色交融，透明轻快，充分发挥了水彩画的特长。五六十年代的代表作有《林区厢道》（入选1958年全国水彩画展）、《侗寨的早晨》（入选1960年全国美展）、《伐木》（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等。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贵州水彩画家尚有许泽徵、吴乾惠、林发荣、傅木兰等，其中许泽徵的《清江木坞》入选第一届全国水彩画巡回展，《乌江晨曲》《秋收时节》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文革”中贵州水彩画因不能紧跟形势反映“革命题材”而走向衰落。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中西画坛都涌现了一批关注地域民族题材的画家，他们创作了众多优秀乡土绘画作品，有的还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尽管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此时的贵州乡土绘画难免存在内容狭窄、手法单一种种不足，但它们在反映现实、服务人民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有目共睹。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为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的成长期。可惜“文革”中断了贵州乡土绘画的良好发展势头，当它再度焕发蓬勃生机，已是12年之后。

三、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的繁荣期

（1978年12月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革”的“左”倾错误，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从此中国迈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对它展开论述前，有必要先对当年轰动中国美术界的“贵州现象”作一简介。所谓“贵州现象”，指20世纪80年代一群贵州美术家于北京举办的一系列品类、材质、风格各异，但都充满强烈主体意识和鲜明地域特色的个展或联展，在中国美术界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人们把它称为“高原神话”，又叫“贵州现象”。这个美术家群体包括：版画家董克俊、蒲国昌、曹琼德、王建山、熊红纲；雕塑家田世信、刘万琪；砂陶艺术家尹光中；陶艺家刘雍、王平、范新林；木瓢艺术家廖志惠；蜡染艺术家马正荣；原木艺术家陈白秋、陆远明（这里只是就他们当时从事的主要美术品类作大致划分，实际上很多人都跨越了多个美术品类）。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考察，“贵州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十年“文革”严重禁锢了中国美术家的思想，极大地压制了他们的艺术创造力；改革开放之初各种西方艺术观念潮水般地涌入，又使一些美术家感到困惑和迷茫。在那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中国美术界既空前活跃、又空前混乱，美术家们渴望变革，却不知路在何方？而长期置身于中国美术主流圈外的贵州美术家们，较之身处主流圈内的美术家少了一些思想束缚，多了几分精神自由。此时他们从生活在其间的原始、神秘、丰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得到启发，从贵州少数民族的刺绣、蜡染、服饰、建筑、面具、傩戏、史诗、神话、仪式、歌谣中获得灵感，创作了一批粗犷雄强、个性张扬的作品。当他们将这些作品拿到北京展出时，也许根本就不期望能引起大的反响，只是想借此宣泄多年积郁在心中的压抑之情，殊不知此举却歪打正着，在中国美术界引发了多年来罕见的轰动效应。这倒并非那些作品艺术上如何高明、难以超越，而在于它们的出现不早不晚，正当其时。向那些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冲击下失魂落魄、无所适从的美术家们，昭示了一个自“文革”以来便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真理，即中国当代美术，必须深深植根于“民间”和“乡土”，因为那里才是中华民族血脉和灵魂之所系。

关于“贵州现象”，美术理论家们已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此不详论。这里只想指出：本文论述的四个画种，当年除版画外均未直接参与“贵州现象”；然而“贵州现象”所包孕的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贵州的中国画、油画和水彩画，而这三个画种后来都不同程度受到了“贵州现象”的影响。

（一）中国画

1．人物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宋吟可等贵州老一代人物画家逐渐淡出画坛，一批中青年画家脱颖而出，成了新时期贵州人物画的中坚力量。其中擅长民族题材且成就突出者有写意人物画家杨抱林、宋剑锋、黄天虎、杨小吾、钱文观、龙康华、陈争，工笔人物画家谌宏微、谭阜实等。

杨抱林60年代已崭露头角，这一时期又创作了《奋进》《苗岭山花》《场节》等佳作。作为一位苗族画家，杨抱林对底层人民的生活十分熟悉，经常出现在他笔下的是犁田的农民、放排的工人、赶集的盛装苗女、斗牛的彪悍山民……在杨抱林之前贵州国画家中还没有人这样贴近现实描绘乡村生活，他堪称贵州第一个乡土国画家。

宋剑锋在贵州工作期间画了众多表现贵州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1984年创作的《鼓舞》是其代表作。该画描绘苗族的节日盛典，画上十几个男女青年围在一面硕大的铜鼓旁，有的吹奏芦笙、有的翩翩起舞。全画用笔粗犷，墨彩浓重，气氛热烈，给观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鼓舞》曾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黄天虎的画受宋吟可影响而有自家风貌，善绘少数民族风情，尤其是苗、侗、彝等族女性的生产、生活。作品笔致潇洒灵动，墨彩互融互渗，意境清新优美，格调唯美抒情，做到了雅俗共赏。《夜巡》《路遇》等7件作品入选第四至八届全国美展，其余佳作尚有《欢乐的子夜》《坐月》等。

杨小吾长期扎根黔西北高寒山区，创作了大量集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于一体的优秀人物画。其中表现彝族风情的作品《巍巍乌蒙山》《试弩》《高原古傩舞》等，描绘乌蒙山区独特的狩猎文化和面具文化，构图大气，墨彩并茂，为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增添了光彩。

钱文观善画现实题材和民族风情，前者的代表作《马寅初的忧虑》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并获铜奖。其民族风情画力矫一般画家多喜表现少数民族美丽外貌、奇特服饰之弊，重在对人物性格、心理的开掘，笔墨简洁洒脱，质朴不雕，颇能得浙派人物画的韵致。代表作有《施洞的传说》《侗族大歌》《清水江》等。

龙康华是一个关注社会现实的乡土画家，他始终把画笔对准身边的父老乡亲，特别是淳朴勤劳的布依族人民。真实地描绘他们的劳动与爱情、奋斗与困惑、喜悦与苦涩、欢乐与艰辛、作品笔墨凝重，内涵深厚，风格冷峻，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代表作有《送梁图》（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布依乡场》《故里高秋》等。

陈争既善画历史题材，又善绘民族风情。前者如《砥砺行》（获贵州省政府文艺二等奖），绘贵州历史人物王若飞、黄齐生甥舅在革命道路上砥砺而行；后者如贵阳高坡苗族人物系列，代表作有《高坡乡人》《高坡女儿传》等。陈争的画集书写性、意象性和时代性于一体，笔墨奔放，神采飞扬，注重刻画人物的真实生存状态，而不作美化和粉饰，这使他的作品别具风貌，独呈异彩。

谌宏微善绘中国画、版画和插图，版画和插图多次获全国大奖。其中国画富时代气息和创新精神，作品集写实、抽象、现代、古典、寓言、象征、唯美、梦境于一体，意蕴丰富，制作精良，为传统工笔人物画植入了新的基因。代表作有《高坡》（获贵州省首届人物画大展一等奖）、《回娘家》（获“ 98贵州省美展”一等奖）、《山气》（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布依晨曲》《两个烤火的人》等。

谭阜实长期致力于民族题材工笔画创作，作品吸收民间绘画元素，构图稳重，形象生动，色彩艳丽，注重对人物服饰、头饰的刻画，画面华美，装饰性强。其《三月的风》《二月花》分别入选第七届、第九届全国美展，《和煦春风》获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天边的那一道彩虹》获第三届“中国西部大地情中国画·油画作品展”铜奖。

除了以上所论，新时期贵州画家表现民族题材的优秀人物画还有：写意画《舒心话》，乔德龙作；《载瓦图》，姜海犁作；《国道》，马庆中作；工笔画《秋艳》，廖志惠作；《腊香时节》，何苦作；《豆汁香》，沈国青作；《点点红》，陈东平（女）作；《渔归》，马庆中作；《跳花》，邓永平作；《天伦之乐》，蒙甘露（侗族）作……上述作品皆入选历届全国美展，或获得高层次美展大奖。此外，何伊华、杨先模（水族）、杨秀玲（女，苗族）、蒋若滨、潘梅（女，苗族）、孙明明、罗登明、杨维义、钟应举、王瑛（女）、罗登祥、王剑云（侗族）、顾静（女）、冉茂列、王晓晴（女）、赖辉等，亦有此类题材的佳作。

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擅长版画的蒲国昌和董克俊吸收西方现代绘画暨贵州民间艺术营养，创作了一批极富个性的水墨—彩墨画，其中不少作品（如蒲国昌的“风情”系列、董克俊的“山风”系列等）成功地把民族、当代、地域诸因素融为一体，为贵州乡土中国画的发展提示了一种新的思路。

2．山水画

新时期在贵州地域山水领域辛勤耕耘的画家人数众多、力量雄厚，既有老一代的刘知白、孟光涛，也有后起之秀李昌中、杨长槐、王振中、张润生等，他们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手法描绘神奇、雄秀的贵州山水，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刘知白晚年主攻泼墨山水，开始脱胎换骨的衰年变法。泼墨山水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唐代王洽，此后“二米”、高克恭、石涛等都曾对泼墨山水作过探索，但他们只是浅尝辄止，相较于前贤，刘知白的泼墨有一个大的飞跃。为了拓展泼墨山水的新境界，他有意识地削弱甚至消融了线迹笔踪，而大大加强了墨和水的作用，以墨驭笔，寓笔于墨，以水破墨，化形于水。刘知白最擅长画云山、雨山、雪山、雾山、夜山，作品空灵、浑朴、苍逸，元气饱满，酣畅淋漓，既富于禅道气息、又充满现代精神，把贵州山水湿润多雨、植被繁茂、云遮雾罩的特点描绘得极为精彩生动。其泼墨山水的代表作有《雪岭晨霭》《苍岭浮翠》《山水清音》等。学术界对刘知白的泼墨山水评价甚高，赞扬他“已经站在了传统与现代的临界点上，预示了新世纪水墨转向抽象与表现的历史趋势”［4］，推举他为“中国画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泼墨大家”［5］。

孟光涛一生都执着于描绘贵州地域山水，晚年所作已不再拘泥于对山水的形色作客观刻画，而重在表现物象神韵和主观感受，笔墨更加恣肆奔放，意境更加宏大深邃，最终完成了“孟家山水”的建构，《乌江晓雾》《夏山滴翠》《花溪春晓》诸作便是富有说服力的例证。李昌中1957年便以工笔山水《巴拉河口的春天》名扬画坛，后期作品多以乌江两岸的奇峰异壑及梵净山的原始森林为题材，画上奇峰耸峙，古松挺拔，野藤纵横，山花烂漫。笔墨融水彩画的透明和中国画的骨力于一体，所作构图宏伟，气势磅礴，意境幽邃，独具一种原始、洪荒、神秘的美，拓展了贵州地域山水画的审美视野。代表作有《宇宙摇篮》《梵净苍穹》《乌蒙春晓》等。

杨长槐（侗族）善画侗寨苗村、梨花榕树，尤善画山溪流泉、飞瀑激浪，而正是后者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画坛的重要地位。自唐代孙位以降，历代画家中善画水者代不乏人，但他们通常只把水作为山水画的点景之物，除马远外鲜有专门画水的作品传世。杨长槐是第一个把水作为山水画的主体来表现并以画水立足的画家，其开拓之功为学术界所充分肯定。杨长槐很少画大江大海之水，所作多为黔地的溪流泉瀑，他兼用勾、染、皴、留白诸法，把无常形又随物赋形的水表现得空灵舒展，恢宏奔放，深得水之形、势、韵、性。其画水精品甚多，《洪波拓石》入编《百年中国画集》，《白水河飞瀑》和《吊水岩瀑布》入编《中国现代山水画全集》。此外，《惊涛》和《飞瀑穿岩》亦是笔精墨妙的佳作。美术界对杨长槐的画水多有评论，如王朝闻赞扬他“丰富了马远所探索之画水法”，刘大为评价他“是我国当今画瀑布流泉画家的代表”［6］。

王振中（回族)是李可染先生的高足，数十年来他始终把老师“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教诲作为座右铭而身体力行。对于传统，他精研过古今众多山水画大师的作品，可贵的是，他学习前人但不为其所囿，而能含英咀华、融会贯通，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构建自家之法。对于生活，他经常到贵州各地采风写生，用心去感受自然，精读大自然这本“书”。苗岭乌江的奇峰幽谷、溶洞飞瀑激发了他的灵感，苗村侗寨的山光水色、雨雾云岚滋养着他的画笔。在王振中的山水画里，传统是源，生活是根，画家的气质、修养、阅历是魂，三者结合铸就了他那意境幽邃、笔墨醇厚、雄浑朴拙、清新高华的画风。作品既富于鲜明的地域色彩，又饱含强烈的时代精神。代表作有《梯田如镜图》（入编《百年中国画集》）、《苗乡春雨》(入编《中国现代山水画全集》)、《苗乡放舟》、《苗岭山居图》等。

张润生的画师法刘知白、王振中而能自成一格，他常绘题材有两类：一为贵州的崇山峻岭、幽谷深壑，一为少数民族村寨民居，而以后者最具特色。张润生的山水画最能打动观众之处有三：一是落笔潇洒，意境空灵，画面流动着一般清逸之气；二是山石厚重，林木通透，景物富于体量感和空间感；三是墨韵饱满，色彩响亮，作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作品《山水依依》《悠悠清凉处》入选第七、第八届全国美展。

上述6人以外，新时期特色鲜明的贵州地域山水画家还有沈福馨、王忠才、方坤、徐恒、胡世鹏等。沈福馨的画重写实，精刻画，尤善画水，是孟光涛、杨长槐之后贵州又一画水高手。其

水多绘安顺一带的泉瀑激流，《银涛》《秋霁》《春山瀑韵》诸作皆是构图精心、情韵兼美的佳构。王忠才善用水墨描绘雨雾烟霭中的侗寨苗村、田畴溪流，以及在其间劳作的农夫渔民，旨在借助淋漓的水墨表现贵州湿润多雨的气候，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品腴润明洁、苍茫浑厚，颇得业内人士好评。方坤长期生活在边远高寒山区，画风受黔西北喀斯特地貌影响，所作阳刚大气、浑朴厚重、率性天真，地域特色和个人风貌都十分鲜明。徐恒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能化用宾翁笔墨，为黔山传神写照，在贵州山水画中独树一帜。其《侗寨》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黔山胜景》《乌蒙深处》《青天无片云》诸作亦可圈可点。胡世鹏的画面貌丰富，手法多变，他描绘香纸沟、天河潭的系列作品，大胆使用丙烯颜料，意境隽永，色墨淹润，在贵州山水画中另辟新境。其《黔山春酣图》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雁过寒潭》获第五届贵州省青年美展金奖。此外，柯卓香、张正炳、张友碧、胡炳煊、罗道全、田应福、刘维湘、陈石、周明鉴、乔任侠、王灏、杜小牧、刘宁、马庆中、岳黔山、朱良津、韩亚明、吴宇滔、赵晓林、王乘等，也对拓展贵州地域山水画多有建树。

3．花鸟画

新时期贵州很多画家都对探索花鸟画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作出过努力，写意花鸟画家方小石、鲁风和工笔花鸟画家徐飞是卓越代表。方小石经过长期探索与耕耘，于晚年攀上了艺术高峰。其花鸟画有四点特别突出：题材上，他喜画前人未画过或很少画的花鸟，如刺梨、卷丹、一串红、黑鹳、珍珠鸡、黑颈鹤等，很多均为贵州所独有；笔墨上，他常用率意的断笔和排列的短线描绘物象，看似松散、稚拙、板滞，实则气势连贯、韵味隽永；色彩上，他将传统绘画、民间艺术和西方现代绘画的用色理念糅为一体，所作色墨纯净、饱满、滋润，丰富了花鸟画的色彩世界；构图上，他的画既不失传统布局法则，又富于现代构成意趣，画面简洁、单纯、自然，但却能计白当黑、以少胜多，这一特点在小品和扇面中表现得尤为充分。简言之，方小石的画可用20个字加以概括，即“笔精墨妙，色艳境殊，略形重神，朴拙天真，品味高奇”。

鲁风的花鸟画特色也十分鲜明：构图上，他的创作往往以大树、山岩、流泉为背景，其间点缀各种花鸟，景物丰富，画面饱满，拓展了花鸟画的新境界；题材上，他喜绘云贵高原常见的杜鹃、百合、阎王刺、仙人掌、龟背竹、猕猴桃，以及各种不知名的山花野卉，使作品散发出清新的山野气息；笔墨上，他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一套运笔、用墨、傅色的自家之法，所作笔力劲健，墨色浑厚，色彩典雅，既具北方画家骨力，又富南方画家韵味。其《乌蒙朝晖》《秋实》入选第六、第七届全国美展，《大树》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徐飞（苗族）曾长期在基层工作，对贵州的山花野卉有着特殊感情，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美，并怀着一颗童心去表现它们，红籽、蕨苔、蘑菇、山椒、包谷、金银花、狗狗草……都成为他常画的对象，这使其作品焕发出醉人的泥土芳香。《野山醉秋》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生生不已》入选第二届全国画院双年展，《故土高秋》获第四届全国画院双年展优秀作品奖。新时期贵州著名花鸟画家还有擅长写意花鸟的萧之亮、王松年、卓问渔、刘复莘、谭涤非、顾林、黎培基、刘定一、平治、王小竹、刘奇卡、翟启纲、查晓、张同霖、贺未泓等，擅长工笔花鸟的孙吉斌、蒋明泽、彭文清（女）等，他们都画过一些具有贵州地域特色的花鸟画。

（二）油画

新时期贵州老一代油画家秦元魁等仍笔耕不辍，中青年油画家亦佳作频出，1986年“贵州省油画研究会”的成立和1990年“贵州油画大展”的高调亮相，更把贵州油画从整体上提高了一个层级，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可喜势头，一批作品相继在全国获奖，造成了较大影响。这一时期专注于表现民族题材且成果丰硕的画家甚多，下面对赵虹、张正刚、陈晓光、李昂、孔阳、曾希圣、李慧勇等7位风格鲜明的画家逐一简论。

赵虹重视对油画造型语言的探索，“注意强烈的个人感情因素，更强调形体的韵味，色彩的表情”，“在写实艺术语言体系中融入了表现性、写意性”［7］。画风强悍厚重，质朴深沉，充满阳刚之美。《陌上行》、《石寨印象》分别入选第六、第九届全国美展，《铜鼓声声》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

张正刚“文革”中已在贵州油画界初露锋芒，改革开放后又有《乌蒙春晓》（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启程》（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春寒》（获“’90贵州油画大展”大奖）等佳作问世。以上作品用娴熟的写实技法表现黔西北彝民生活，或冷峻粗砺，或平实严谨，或清新隽美，都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陈晓光长期执着于民族题材油画创作而心不旁鹜，是贵州最具影响力的乡土油画家之一，代表作有《送情郎》《齐鸣山谷》等。《送情郎》曾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画中4个苗族姑娘背对观众站在田坎上，依依不舍地用目光送别远去的情郎。画家运用中国美学以虚写实的手法，有意不正面描绘姑娘的面容，这巧妙的构思引发了观众的无限遐想。作品犹如一首质朴清新的抒情诗，把苗族姑娘纯真的爱情表现得动人心弦、荡气回肠。《齐鸣山谷》曾获“’9 0 贵州油画大展”大奖，画上一群剽悍的瑶族汉子在“达努节”上齐奏铜鼓，构图沉稳，色彩凝重，瑶族汉子的外形和气质被刻画得精准而生动，全画透射出一股撼人心魄的野性美。此外，《高原奏鸣》（获全国首届风俗画大展二等奖）、《上山的路》（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古渡春浓》（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等，亦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李昂改革开放之初即以《晚年》一画声名鹊起，但奠定他艺术地位的是此后创作的《苗女》和《春之祭》。《苗女》1987年以一幅肖像画夺得首届中国油画展的“中国油画奖”绝非偶然，因为它不是一幅“个体肖像”，而是承载着苗族辉煌历史和苦难记忆的“民族肖像”。艺术上《苗女》借鉴了西方古典画家的技法，但它的灵魂却是中国的、民族的，透过那极具形式美感的构图和精致入微的细节刻画，观众感受到的是一种直逼心灵的美。《苗女》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更使它突破了一般肖像画的局限，上升到更高的审美层次。《春之祭》曾获首届中国油画年展优秀奖，画家通过对苗族古老祭仪的描绘，表达了内心悲悯的宗教情怀以及对生命本质的叩问，画中那雕塑般的苗族少女和老妪，那绚丽辉煌的色彩效果，把这一主题表现得庄严而深刻。其余佳作还有《苗年》（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蓝头帕》（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等。

    孔阳擅长画贵州地域风景，作品有两种类型：一类以地域风景为背景，重在描绘少数民族的节日庆典和宗教祭仪，艺术上吸取印象派和点彩派的技法，对画中人物只以粗犷的笔触点出轮廓，蒙胧的人影与巍峨的大山浑然相融，把观者带入一种苍茫寥廓的境界。代表作有《大山的节日》（获第九届全国美展优秀奖）、《大山之祭》（获第三届西部大地情中国画·油画展金奖）等。另一类描绘贵州喀斯特地貌的独特景观，代表作是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的《山坳里的那片向日葵》，画中景色在贵州山区随处可见，但人们对之往往熟视无睹。画家用独特的审美眼光发现了它的美，并饱含深情将其描绘出来，作品朴实无华、诗意盎然，令人眼睛一亮。类似佳作还有《荒城的守望》(入选第四届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秋落蒙山》（入选第三届中国油画展精选作品展）等。

曾希圣上大学前已在乡土油画领域辛勤耕耘并初有收获，创作于1980年的《点蜡》以写实手法绘一位苗女低头制作蜡染，造型严谨，色彩典雅，画面优美，曾入选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0年后创作的《木叶声声》（获“’90 贵州油画大展”大奖），借鉴立体派画风绘农村小景，画中憨厚的牛，吹木叶的少女，以及站在牛角上鸣唱的小鸟，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田园牧歌。抽象、变形手法的运用，使它在贵州乡土油画中别具风采。

李慧勇近年来借鉴修拉、科尔维尔等的点彩画法，融入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创作了多幅富有新意的乡土油画作品。《雨霁》（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绘3只白鸽站在遵义会议会址前的木栏杆上，把革命内容巧妙融入地域风景。画面清新明丽，怡人心目。《走过风雨桥》（获第三届“中国西部大地情中国画·油画展”银奖）绘一头黑牛行走在光线晦暗的风雨桥上，前方是沐浴着阳光的鼓楼，构图上暗与明的强烈对比，使作品具有版画般的效果，是对乡土油画表现手法的有益探索。

新时期贵州乡土油画的佳作还有：《笙舞正浓》，秦元魁作；《山坎坎》，蒲国昌作；《苗族芦笙手》，巫子强（回族）作；《春临侗寨》，杨念一（侗族）作；《四朵银花》，陈萼作；《牡丹花开》，饶湘平作；《家园》，黄德伟作；《傩戏》，王忠弟作；《织女》，唐文法作；《苗家乐》，王棘旋作；《屯堡神灯》，赵华作；《多彩阳光》，宋次伟作；《踩鼓舞》，赵嘉陵作；《唢呐吹过山梁》，马骏（回族）作；《市场》，田军作；《白羽毛》，黄涛作；《大苗寨》，刘力作；《黔西高原收获洋芋的时候》，黄伟作；《昨夜微风》，彭承军作；《迎亲》，刘延顺作；《三个火枪手》，陈红旗作；《买猪》，李玉辉（苗族）作；《合笙》，杨斌作；《斗鸟乐》，曹本健作；《屯堡老屋》，潘闻丞作；《乐章》，张春波作；《农舍交际舞》，高波作；《山乡支教》，杨潇湘（苗族）作；《高原平湖》，王杰作……需要强调的是，新时期贵州省一批油画名家如向光、曹力、贾鹃丽、任小林、赵竹、耿翊等，在油画艺术语言的探索上多有成就，只因他们较少关注地域民族题材，故本文不作专论，这里特带上一笔，以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三）版画

版画是新时期贵州乡土绘画中最引人瞩目的画种，这时老一代版画家王树艺、吴家华等均有力作问世，其中吴家华1976年创作的《侗乡三月》从时间划分仍属“文革”之作，但它“在抒情之中的某种隐喻……对于那个盎然春天的呼唤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8］。1979年董克俊《春返苗山》等3幅作品入选第六届全国版画展，则标志着贵州中青年版画家群体正在崛起，即将上演震撼中国版坛的连台好戏。下面对新时期贵州乡土版画的领军人物蒲国昌、董克俊、曹琼德、王建山作一简论，他们都是“贵州现象”的重要支柱。

蒲国昌是一位才华横溢、极具个性的艺术家，他的艺术植根于贵州高原丰厚的民间艺术土壤，又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启发和浸润，他将二者同自己独立、偏执、叛逆的性格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既感性又理性、既含蓄又张扬、既空灵又厚拙的符号语汇。这种语汇颠覆了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和民间艺术的种种法则，将它们打碎，然后重新组合，形成一种天马行空、唯我独尊的个人风格。蒲国昌一生在多个画种之间游走，他早先主攻版画，近年来又沉醉于现代水墨，还曾在其他绘画领域一显身手，但他对当代美术影响最大的还是版画。蒲国昌的版画激情四溢，但又不乏哲理的思考；原始粗犷，却又充满温馨的幽默。艺术上他注重黑与白的对比、线与面的组合、红与绿的搭配、凸与凹的互动，这在其独创的版刻画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其乡土版画的代表作有《召唤》《春回大地》《节日》《盛装》《刺梨花开》等。

    董克俊是中国有影响的版画名家，他的艺术既光怪陆离又缤纷多彩，凡是古今中外艺术的各种基因，都可以在其作品中找到。可是他从不生搬硬套时下流行的艺术观念和技法，而是将它们消化、拼接、重组，形成一种全新的绘画语言，用以表现自己独特的视觉感受和生命体验。董克俊一生孜孜求新求变，从早期抒情的田园牧歌，到中期抽象的黑白图式，再到晚期惊世骇俗的水墨重彩，实现了艺术上的“三级跳”。这里着重论述他的乡土版画。董克俊乡土版画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形式感与地域性的完美结合。贵州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风俗民情，为董克俊提供了无尽的绘画素材，他运用最简洁明快、最富于美感的形式来表现它们，创作了众多或清新质朴、或浪漫诡奇、或雄强狂野、或诙谐幽默的作品，如《春返苗山》《伴羊归》《太阳雨》《醉归》《白屋》《天马》《夜郎故事》等。这些作品自然率真，宛如天籁，是贵州乡土版画的宝贵收获，在中国版画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

    曹琼德是新时期艺术风格最鲜明的贵州版画家之一。题材上，他很少表现宏大的主题，始终把刻刀对准乡村的水牛、畜栏、禾架、木桥、石寨等自然物象，通过它们来宣泄内心的激情，表达生命的体验；技法上，他重视绘画材料的选择和制作手段的开拓，致力于把油画、中国画、版画等的表现形式结合起来，整合为一种唯我独有并富于现代感的符号语汇，并在创作实践中将其发挥到极致。他的版画作品较好地把中国传统绘画的神韵、西方现代艺术的构成和贵州民间艺术的图式融为一体，造型大气，制作精良，骨力峻厚；却又舒展流动，灵气十足。代表作有《屯堡的记忆》（获第十七届全国版画金奖）、《岜沙·牛》（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牛·3》（获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等。

    王建山乡土版画的主要成就是多幅以苗族女性为题材的作品。画中一群盛装的苗女站在旷地上，似在进行, 某种仪式。苗族, 女性服饰素以制作精美、色彩鲜艳著称，但王建山没有对之, 作细致刻画，而是用无数疏密有致、明暗交迭的圆形图案来表现其神韵，它们或悬垂于苗女胸前、或点缀在其冠上，似银非银、似玉非玉，仿佛一阵山风吹过，便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借助这一“有意味的形式”，把盛装苗女曼妙的风姿描绘得鲜活灵动、扣人心扉。代表作有《璀璨的阳光》（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月出皎兮》（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雾朦胧》（获第十六届全国版画展优秀奖）等。

    新时期贵州乡土版画的优秀之作还有：《侗乡晨渡》，王树艺作；《清江初月》，蒙绍华（布依族）作；《斗牛胜利归来》，刘宗河作；《大地复苏》、《大山旋律》，吴家华作；《山道弯弯》，杨田力作；《请来侗家吃油茶》，李万增（侗族）作；《照相的姑娘》、《乡情》，龙开朗（侗族）作；《客车到苗寨》，胡贻孙作；《彝山旋律》、《春催处处绿》，张炳德作；《侗寨》，郑玉铭作；《盛装》、《游移的田野》，刘

隆基作；《抢花炮》，惠珺（女）作；《夜郎古戏》、《织锦如瀑》，滕维平作；《温暖的阳光》、《桃花飞满天》，杨修林作；《少年·湖》，谌宏微作；《集市》，颜冰作；《赶集归来》，杨学文（侗族）作；《秋山积韵》，李丰作；《屯山秋吟》，朱世伟作；《人与自然》，袁琳（女，仡佬族）作；《春》，吕昌清作等等。

    寓居北京的贵州籍彝族画家王华祥，对新时期贵州乡土版画亦作出了卓越贡献。1989年，年仅27岁的王华祥以“贵州人”系列版画夺得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为贵州乡土版画赢得了殊誉。该组画以冷峻的艺术语言，刻画了一组贵州山民头像，他们脸上似乎毫无表情，甚或有些木讷和呆滞，但这无表情的表情中深藏着一种城里人罕有的质朴、善良、厚道和坚强。王华祥从小在农村长大，对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十分熟悉并心怀崇敬，加之他善于思考，又有坚实的素描功底和精湛的木刻技艺，因此才能以一种触及艺术本质的真实，把贵州人最典型的性格和精神准确、深刻地揭示出来，达到了震撼人心的程度。

    （四）水彩画

新时期贵州水彩画发展迅速，不但水彩画家人数大幅增加，而且作品质量也有很大提高，出现了由老一代画家田宇高领跑，中年画家夏文俊、林发荣、毕永祥等紧随其后，青年一代画家茁壮成长的喜人局面。

田宇高晚年的水彩画已臻炉火纯青之境，他常画布依族的石板房和民族村寨的雪景，石板房不作肌理而取其自然之态，雪景使用撒盐法以营造一种迷蒙的气氛。作品《岁末》入选中国百年水彩画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苗寨瑞雪》入编《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水彩卷》，《石头寨的冬天》入编《世界水彩画鉴赏》，其余佳作还有《石城早市》《苗家树皮屋》等。

夏文俊善画苗村布寨，清江丛林，其间点缀牧人、渔夫，畜兽飞禽，作品采用特殊技法做出一种奇妙的肌理效果，具有水墨画的意境和韵味。《石屋人家》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风雨归牧》在“’90杭州中国水彩画大展”中获“金马奖”，《秋韵》获“’93中国水彩画大展”优秀奖，《船过清江》获东京第三届国际书画展银奖。

林发荣长于离景写生，对素材反复加工提炼，并积极探索各种新技法，喜绘山溪激流、磨房石寨、古树飞鸟，作品造景生动，刻画深入，诗意浓郁。《晨曦》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林间山道》获第二届全国水彩、粉画展优秀作品奖并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石板寨》获“ ’95杭州中国水彩画大展”提名奖。

毕永祥很少画风景，而喜绘人物畜兽，拓宽了贵州水彩画的题材。古元评价其画“以深厚的感情描绘了祖国西南部地区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充满了乡土气息……艺术技巧也是很高的”［9］。《三头牛》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牛群》入选第一届全国水彩、粉画展被评为优秀作品，《晨雾》入选“ ’92中国水彩画大展”，《山寨人家》入选第三届全国水彩、粉画展。他近年来创作的数十幅贵州少数民族人物，更是厚积薄发的鸿篇巨制。

新时期描绘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的优秀水彩（粉）画还有：《清水江上》（水粉），殷树成作；《银妆》，孟庆湘作；《曙光》（水粉），张世申作；《石头人家》（水粉），郭达平（侗族）作；《红军街》，杜宁作；《夕光》，田军作；《阿妮朵》，彭治力作；《卖花女》，周庆作等等。

结束本节论述之前，需要特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在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文化部、中国文联暨中国美术家协会、贵州省美术家协会等单位精心组织下，一批全国绘画名家，如刘海粟、吴冠中、闻立鹏、侯一民、刘文西、冯远、吴长江、刘大为、何家英、龙瑞、杨力舟、王迎春、刘健、程大利、蒋采苹、王文芳、刘泉义、李乃宙、陈白一、潘世勋、潘缨、于文江、周秀青、刘金贵……先后来到贵州采风、写生和讲学，创作了许多描绘贵州地域山水和民族风情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视角独到，艺术精湛，为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增添了光彩，并为贵州省画家创作乡土绘画提供了宝贵经验。

结 语

以上对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的发展历程作了概略论述，长期以来，它自强不息、与时俱进，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由一脉不引人注目的涓涓细流，成长为中国绘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绘画的百花园中，虽然它不算是最鲜艳夺目的花朵，但却以独特的风韵开放在黔岭深处，清新质朴，芬芳四溢，引得人们驻足观赏，由衷赞美。2013年适逢贵州建省600周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需正视贵州地域民族题材绘画的缺点和不足，更应为它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骄傲，同时对它的明天充满期待。

本文的撰写得到了贵州省美术家协会的支持和帮助，特此致谢！

                                    顾朴光：贵州民族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注释：

［1］ 古元，《刘宗河版画集》序，贵州美术出版社（原书未标明

出版年月）。

［2］［ 8] 尚辉，《吴家华版画集》序，湖南美术出版社，2011 年版。

［3］ 水彩画和水粉画因工具、材料、技法相近，故一般著作都把

二者合并论述。贵州水粉画比较薄弱，为行文方便，故对其略去不论；

文中提到的个别水粉画作品用括号注明，以示同水彩画的区别。

［4］ 殷双喜，《白云千载·刘知白中国画集》，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3 年版。

［5］ 诸家评论辑选（刘晓纯），《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刘知白》，

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年版。

［6］ 著名学者点评杨长槐山水画，《贵阳日报》，2008 年6 月2 日。

［7］ 闻立鹏，《赵虹油画作品集》序，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9］ 古元，《毕永祥水彩风景画集》题语，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