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动于心——韩愈的书法美学观

 二维码 3225
作者:林苗苗来源:中国文化报

      《曹娥诔辞》 韩愈题记


      中晚唐时期,书界在颜、柳的影响下大讲法度的时候,有一位文学家却以极大的热情描述着当年张旭作草书的情景,借张旭之手表达了自己的书法美学思想。他是大名鼎鼎的韩愈。

      他所撰《送高闲上人序》,短短数百字,不仅对张旭的草书作了极好的分析,而且揭示了书法之为艺术的根本规律。

      韩愈的这篇短文,说明了张旭的草书不是形式铺陈,也不是技术的摆弄,而是情感的抒发。“有动于心”,才发而为书。张旭草书意象的多样化,不仅有前人意匠的继承,更在于从客观世界各种形、质、意、变中积累感受,化为艺术语言,“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第一段连用一系列例证,说明大而治天下,小而治射、治牛、治音声、治病等等,都必须专心致志,不见异思迁,不分散精力,才能成功。这好像与高闲无关,但联系下文论草书,便看出这一段的言外之意是:高闲既学草书又学佛,不能专心致志,其草书必然学不好。

      第二段以草圣张旭为例,说他“善草书,不治他伎”。接着就“不治他伎”、专精草书发挥:凡“喜怒、窘穷、忧悲、偷佚”等等,只要“有动于心”,就“必于草书焉发之”,凡“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等等“天地事物之变”,也“一寓于书”。因此,“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正面论述张旭草书之所以能达到惊人的高度是由于“不治他伎”,则高闲学佛给学草书带来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才落到高闲学草书,仍以张旭为标尺。“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大意是:张旭对于天地万物的一切变化都分清利害,情感在胸中燃烧,为实现愿望而奋力进取,进取中尽管有得也有失,但精力旺盛,追求不已,然后把这一切全部从草书中表现出来。以此为标尺来衡量高闲,说他学佛教,“一死生”,于世“淡然无所嗜”,于心“泊然无所起”,与张旭热爱生活、激情燃烧、一切借草书发泄形成极大的反差,因此,他的草书不能达到张旭的境界。

      在韩愈看来,张旭的草书既是生活感受孕化的形象,又有随情而发的创造,不是无情无性的程式重复,因此“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韩愈认为,作为伟大书家的张旭,其基本修养在于他积极的人生态度:“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张旭不像晋人那样,强调闲情逸致、淡于世情。张旭并不超脱,恰恰是喜、怒、窘、穷,无不牵动感情。正由于此,他才能将“勃然不释”的“得”和“丧”一寓于书。

      在此之前,在书法创作中,没有人像韩愈这般对主体情性的作用强调得这么具体、这么实在。这一观点是韩愈从文艺创作规律的总体认识出发,阐发自己对书艺创作的理解,同时也是他对张旭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在韩愈看来,最终决定书法之为艺术的,不在技巧,而是情感、气格的充分表露。没有它,就不能创造感人的艺术。可以想象,如果韩愈早生,与张旭同时,他或许也和李白、杜甫一样,是张旭书艺的热情鼓吹者,使盛唐书法出现更大的浪漫主义热情。但是,以浪漫主义激情滋养书艺的时代终究随历史过去了,求实的、以法度为书的时风取代了昔日的浪漫主义精神。作为出家人的高闲虽然也掌握了狂草的形式,却唤不起张旭那种豪迈的激情。“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相比张旭的创作心态,“浮屠氏”把生死看做一回事,一切淡然,“其于书得无象之然”,即无所欲而至,就不可能有那种感人的形象了。虽然韩愈最后作了一些勉强的保留——“然吾闻浮屠氏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即并不否定高闲也可能有自己的艺术天地,而讲文以载道、文以载情的韩愈,仍是赞成书法反映人的真实性情的。韩愈所强调的积极进取,关心现实利害,激情燃烧,把天地万物的变化所触发的喜怒哀乐之情从草书中发泄出来,使草书成为感情的外化、人格的再现,有其中肯之处,可适用于一切艺术创作。

      僧人也不是都不能成为大书法家。智永是僧人,书法成就颇高;怀素是僧人,以善“狂草”名世。韩愈在这篇有名的《送高闲上人序》中,似乎是想鼓励高闲学学张旭,不要一切无动于心,而要用积极用事的生活态度,孕发自己的草书激情。这无异于让高闲放弃宗教信仰改变人生态度,这显然很难。而且韩愈还没有想到,高闲迥然不同于张旭,也不同于怀素的书法追求,已预示着中唐书法又向一个新的阶段发展了。


中国诗书画巨匠网办公微信
中国诗书画巨匠网官方公众号